揭露公务员炒房历史，研究：严刑峻法才带来廉洁

新加坡长年被视为全球政府廉洁典範，但一份最新研究却发现，即使社会拥有强烈的廉洁文化，若缺少有效监督与执法，仍可能出现利用职务资讯牟利的行为。经济学家研究发现，新加坡公务员过去疑似利用尚未公开的捷运设站资讯，提前购入附近房产，而当正式监管加强后，这类异常交易几乎消失。

哥伦比亚大学、史丹佛大学及香港大学四名经济学者，9 月透过美国国家经济研究局 发布研究，分析 1995~2019 年私人住宅交易资料，将公务员与条件相近的一般民众比较，发现在捷运新站正式公布前一至两年，公务员购买未来车站一公里内住宅的比例异常偏高，尤其集中在中阶官员及与铁路规划相关的政府机构。

可疑炒房弊案

类似现象甚至出现在部分公务员亲属身上，涉及的异常提前购屋交易估计约 1.38 亿新加坡元。研究更发现，这些提前买进的房产并非只是选址巧合，后续出售时确实取得高于基準的投资报酬，与公务员有关联的人士也出现类似情况，且平均更早出场获利，使研究者认为这些交易带来实质的私人财务利益。

然而，这种现象在 2011 年后大致消失。研究者认为，随着正式执法与监督加强，不论公务员本人或亲属的异常购屋行为都明显下降。这也成为研究最重要的发现之一，即使在高度重视廉洁与自律的社会，道德规範仍不足以完全约束个人行为，真正具有吓阻作用的，仍是可信而持续的监督与执法。

这篇论文其实没有直接证明公务员贪腐，它利用大规模交易资料找到统计上的异常，因此比较像是找到很值得调查的模式。新加坡政府则强调，统计异常不能直接证明个别公务员贪腐。不过，儘管事件距今已逾十年，政府仍决定倒查 2007~2011 年间参与铁路规划官员的房产交易，逐一比对其是否曾掌握未公开的捷运设站资讯，一旦找到利用内部资讯牟利的证据，将移交警方调查。

监管与严格执法

事实上，新加坡多年来持续强化防弊制度，公务员须申报房产交易，若掌握可能影响个人房产、汽车或金融交易的非公开资讯，也必须事先申报并取得批准。2018 年《公共部门治理法》更将未经授权利用非公开资讯牟利纳入刑事规範。

这项研究提出一个更大的治理问题，一个以廉洁闻名的国家，很难只靠文化、自律与道德维持清廉。廉洁文化或许能提高人们违规的心理门槛，但无法取代制度，只有让违规行为有被发现的风险，并承担明确法律后果，廉洁才能从一种道德期待，变成真正具有约束力的治理机制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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